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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每位老人都安度晚年

 

（第10代表团  何深思）

 

各位代表：

大家好！

我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，九三学社朝阳区副主委何深思。关于社会老龄化的严峻形势，我想各位已有清晰的认知。这里，我想再补充两个信息：第一，关于老龄化的速度。国际社会将老龄化进程，按照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%、14%、20%三个节点，划分为进入老龄化、深度老龄化、重度老龄化三个层级。国家统计局2014年底的数据显示：我国不但早已‘进入老龄化’；而且一路跨越‘深度老龄化’门槛；并将于20多年后的2040年左右，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。在这20多年里，我们的准备主要期望于今后10余年，因为10几年之后，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，很难使我们再抽身进行大规模养老建设。可见，快速老龄化，正严重挤压着我们的准备时间。第二，关于老龄化的时长。根据预测，2040年进入老龄化高峰期后，中国将在高龄区继续徘徊30余年。那种以为老龄社会扛一扛就能挺过去的想法，可能太过简单。事实上，由于生育政策的惯性、老龄化与少子化并行、生命科学的进步等因素，上述预期可能还会延长。但即便没有上述因素，理论上最早也要到2070年之后，老龄化社会的局面才可能有所缓解。算来，老龄化社会至少还有半个多世纪的漫漫长路。而今天在座的诸位，也都是其中的一员。

北京市的情况更为严峻。市老龄办的《报告》显示：2014年底，60岁以上的京籍老年人口为297万，占比已达22.3%；过去的5年间，北京老年人口日均增长超过400人、年均增长超过15万，2014年甚至比上一年增长了17.7万人。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已提前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。其中，朝阳区的贡献最大。2014年，朝阳区60岁以上户籍人口为51.6万，占比高达25.27%。比已经很高的北京市又超出3%；老年抚养系数为33.3%，与北京市相当，等于3为劳动力就要抚养为老人。

    老龄化社会的呼啸而至，我们的应对已不允许仅有呼声，更要有行动。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，肩负着决策全区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的重任，为了朝阳区的父老都能安度晚年，必须做到迅速研判，有所作为。

应该讲，迎接老龄社会的到来，地方人大要做的事情很多。其中，最关键的任务，是管控好区属财政的钱袋子。为此，我想从财政的用款节律和用款方向两个维度，对老龄社会的公共品供给提点儿建议。

一、关于用款节律，以坚持早作准备为原则。这是针对必须分摊财政负担而言

    根据对十三五及未来的形势分析：今后我区的财政负担，预计将会逐年偏紧。原因有三：首先，经济总体增长的高峰期已经过去，增速放缓已成定局；其次，财富分配向民众倾斜的改革方向既定，财政收入高于GDP增长的宽松格局很难持续；再次，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已先期跨跃峰值掉头折返，与后续到来的老年人口强劲增长相向交错，共同形成‘入少出多’的双向财政压力。这三项约束将不断加剧，严重制约公共财政的增长速度；而与此同期，区财政的支出负担还未见明显的缓和契机。因此，明智的选择只有一个：在老龄社会高峰期到来之前，提早安排财力，逐年分担老龄社会的支出压力。这样做，一方面，可以防止临近集中需求期，因财政紧张影响老龄社会的公共供给；另一方面，也可以通过分散和转移财政负担、减轻后代人的供养压力。应该讲，把养老负担推托给子孙既是不合理的、也是不牢靠的。所以，即使压减一些其他开支，也应该把养老问题解决在当代。

回看我区近几年财政预算安排，与其他支出的增幅相比，社会保障等科目的相应增长仅仅处于中游水平，并无明显偏重。资料显示，有些急需项目投入太低：2015年我区‘养老基础设施及保障投入’仅为1.09亿，这还是比上一年增长16%的数值。相比总财力（一般公共预算）已超过500亿的财政盘子，这一数值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面对老龄社会庞大的需求饥渴，建议：值此十三五规划编制之际，制定长期、明确的倾斜计划，从本年度起，对社会保障及相关养老投入给予明显、持续、充足、稳定的财力支持。倒排工期，争取用10年左右、即两个五年规划期，基本完成全区适老设施的基础建设，完善居家养老的软硬条件。使在家养老切实可行；高龄失能老人有处可去。这里，也请各位代表给予一同考虑。

二、关于用款方向，以确保精准投入为原则。这是针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而言

    老年人需求的突出特点是弹性低、个性强，常年的生活习惯已基本固化了他们的消费模式。凡不能紧扣需求的投入，定会造成财政浪费。这正是老龄社会财政预算的难点；不巧，这也正是我们以往工作的弱点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过去我们常常习惯于一厢情愿地替人民做主、想当然办事，结果好事做得无人领情。这类问题在老龄社会的预算安排中应特别注意。建议把好四个关口：第一、摸清全区底数，排列轻重缓急，明确整体及阶段性目标，确保精准投入，使预算紧随需求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数据信息要求真实、细化、准确，不允许‘差不多’和‘大概其’；第二、养老设施投入务求实用、方便和周细，应允许一地一策、因地制宜。杜绝中看不中用的‘整齐划一’，避免单纯迎合上级的‘面子工程’；第三、养老问题涉及民政、社保、卫计委、老龄办等诸多部门，过往的经验表明：凡涉及多部门事项，极易造成部门间互限互扰、相互扯皮。因此，必须明确牵头单位和各部门职责及配合，避免部门间各行其是、丧失合作效益，确保财政投入高效运行。第四、政府工作应有所侧重：高端养老需求，可交给市场；政府一方面要兜底高龄失能群体；另一方面要引入优质社会养老力量。优质的政府，不必做得多；但要做得对。政府应尽全力为社会资源的进入创造条件、提供支持，并对其养老服务质量严格监督和管理；而对社会力量无力承担的部分，政府则应积极担当、填充补齐。藉此，由政府、社会、市场共同搭建起广覆盖和多样性的养老体系；同时，使我区养老事业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。

环视世界，二战后的“婴儿潮”同样把许多国家也带入了老年社会。联合国早在23年前、13年前和3年前，每隔十年发出一次老龄社会的预警；设立“国际老年人日”和“健康老龄化”目标等老年议题，在联合国也是热门问题。事实上，人类社会发展至今，还从未经历过如此年迈的历史时代，面对未来‘更老’的世界，人类没有经验、更无法准确预期。但是，有一点我们明白：此前，基于非老龄社会建立的生产、生活模式，将面临更多的调整和改变。对此，积极行动和努力准备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话题。

由于人口众多、计划生育、未富先老和养老习俗等特殊的国情，中国已成为老得最快、老人最多的发展中国家。因此，我们面临的养老压力异常艰巨。任务艰巨，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是我们的优势；但决策的科学、准确、务实水平，还需要磨砺。这也是对我们的更高要求。今年是本届人大的最后一年，为了朝阳区养老事业的进一步发展，我愿意和诸位一起共同努力。